保罗·米歇尔曼:您目前正在推进的战略转型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转型?
张瑞敏:我们认为现在正是转型的大好时机,这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一个是互联网,另一个是物联网。互联网让组织各部门之间及组织与客户之间真正实现了零距离沟通。这就意味着,诸如泰勒制和马克斯·韦伯主张的科层制等传统管理模式已不能再契合时代需求。
保罗·米歇尔曼:这是引领物联网唯一的可行途径吗?您曾考虑过其他可能的组织形式吗?
张瑞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首先,进入美国市场这些年,我们曾经接触过许多公司,希望找到可以借鉴的管理模式,但都未能如愿。因此,我们决定探索适合自身的管理模式。我们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想在互联网时代中生存下去,必须彻底颠覆传统的企业结构。
其次,物联网时代需要企业做些什么?在物联网时代,企业需要与用户直接互动,专注打造最佳的用户体验。然而在传统经济中,完全没有“用户”的一席之地,有的往往只是“客户”。客户是不具名的,而用户却是真实存在并且与创造过程直接相关的。
保罗·米歇尔曼:海尔的所有业务都会在平台上运营吗?海尔是否会将某些业务剥离出来,以更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
保罗·米歇尔曼:在转型之路上,哪些事情最让您感到惊喜?
张瑞敏: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从传统的科层制组织转型为一个拥有200多个创业团队的平台,而这些团队又运营着数以千计的小微企业。这是我们在2005年首次提出战略转型构想的时候,完全不敢想象的。如今,我们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件事,这些创业团队进入了如此多样化的市场。例如,在笔记本电脑创业团队成立的短短两三年之内,我们的游戏笔记本电脑便发展成为市场第一大品牌。取得如此的成就,他们没有事先来征得我的批准,所有决策都是这个团队自己做出的。
保罗·米歇尔曼:作为一个全面开放的创业平台,海尔将提供或实现哪些无法复制的价值?展望未来,海尔将为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
张瑞敏: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一直在指引我们的方向。尽管海尔已经转型成为创业平台,但我们并非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目标是通过投资来获得利润,在IPO之后,这个目标就可以达成了,但这并非我们的目标。
保罗·米歇尔曼:中国的组织传统对转型的哪些方面是有利的?又会给哪些方面带来挑战?
张瑞敏: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助于这种转型。西方文化主要强调二元对立和原子主义。在典型的西方企业中,活动由不同部门独立安排,并进一步拆解成更细化的任务。
而在中国,我们倾向于从全盘的角度看待问题。这就如同传统中医和西医的区别,西医主要关注人体细胞层面。如果你的胃出了毛病,那么有问题的就是胃。因此,西医会更关注于:到底是胃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
保罗·米歇尔曼:您学的是西方管理学,并且了解企业文化是确保员工同心协力的凝聚力所在。但是考虑到一个自治型公司可以自由吸纳内外部资源,我们是否应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所质疑?
张瑞敏:我认为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十分重要。海尔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自以为非。大部分公司在获得成功时,往往会陷入自满的情绪,故步自封。而我们不会这样。即便取得了很大成功,我们也会问自己哪里还能做得更好。我们不会骄傲,而是会努力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我们会挑战自己取得更高成就。
这种核心价值在我们自己从执行性文化到创业型文化的转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有着自以为非的传统,颠覆自我、接受变革的必要性便更为简单。在内部我们一直对员工说: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因此,如果你现在表现得很好,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你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而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不变的只有时间自己。如果无法跟上变化的脚步,那么你很快就会被淘汰。
保罗·米歇尔曼:即便您打造了一家超越传统管理模式的自我创业公司,您个人对海尔的领导依然展现出拥有一个有战略性眼光的领导人的重要性。在您之后这家企业将如何生存?您会不会成为海尔的乔布斯?
张瑞敏: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时常问自己。我已经在海尔工作30多年,但是就算我能继续工作、继续领导公司,这也不能保证公司未来的成功。我的任务不是培养继任者,而是培养许多愿意挑战自身和现状的人员。
这正是我们实施“人单合一”的原因所在。我们正在以分散我的权力为目标,发展众多小微和创业队伍。比起听从我的指示和引导,我们的队伍追随的是市场和使用者的需求,因为我也可能会犯错。这会降低每个小微的失败风险,以及整个海尔失败的可能性。
现在,许多企业的经营模式是“赋权”,但是我们不是在赋权,而是将所有权力归还给员工。
您刚才提到了乔布斯。有一本关于乔布斯的书,书名叫《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那就是我们着力打造的企业,是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同时改变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