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名，兴起于民国初年，是相对于“西学”而言，即中国学术之意。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辞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医学等等。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
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这四大文化圈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各个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推动了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仅就目前看，统治世界是西方文化，但从长远历史看，两大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奇迹，在这样的历史巨变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其管理理论、思想、方法对于现代企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足和偏颇也日益明显，这就迫使我们学习历史和前人的思想，从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启示，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与现代企业的理论和实践融合起来，方显得十分必要。
一、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与发展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义为改写、生成、造化，“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文化就是以文教化的思想。广义的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即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它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层次。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又被称作“小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同时，它也伴随着时代氛围发生着蜕变。我们只有与时俱进，批判地继承，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其主体内容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思想传统。天人合一的精神，激发出“究天人之际”的治学传统和思想传统，并成为不同时期、不同思想流派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以人为本的精神，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鼓励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来培养高尚的情操，成就完美的人格；刚健自强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坚持与内部的恶劣势力和外来的侵略压迫者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和为贵的精神，激励人们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滋养了崇尚中道，不走极端的平和心境，培育了我们追求和谐、反对分裂的整体观念。这些思想观念的相互整合，塑造了中国文化博大、精进、宽厚、务实的精神风貌。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而成的，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但是到了近代，经过不到一百年时间，它就大体上转变为近代型文化。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它内在智力因素作用的结果，即经世思想、变易思想、民本思想等，更主要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人们从“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探索，从建国后**、80后文化反思到近年的“国学热”的实践，人们才逐渐明白：建设新文化需像百川汇海一样吸纳各个文化系统的优势和长处，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合理互补结构，方能使中国固有文化牵头现创新，更加繁荣！
二、国学对于企业经营的启示
中国目前的情况，尤其是企业的情况跟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很相近。我们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即公有制向民有制转移，家族企业向股份公司转变，如何创造能反映企业各阶层意志的企业文化则显得十分重要，笔者试图从国学的学习中对自己的三点借鉴论述如下，以期引起大家的启示、探讨。
（一）辨证法与企业经营
辨证法主要就是讲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趋势。“周易”中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含义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双方——阴阳组成的，世界是无限可分的，只是没必要分得太细，那样成本太高了，有六十四卦就够用了。《周易》的核心就是讲变化，矛盾着的双方，一方面是相互依赖、相互统一的关系，即“阴”离不开，“阳”也离不开“阴”；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晚上到了极点向白天转变，白天到了极点向黑夜转变。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高贵者有时最愚蠢、卑贱者往往最聪明；“居安思危、居暗思明”，积极创造条件促进矛盾双方的转化，变“要我干”为“我要干”；根据矛盾双方转化情况形成一个动态的相互制衡机制，也称为制度，即企业老总始终要协调和员工、顾客、合作伙伴不断达成均衡的能力，加强彼此的约束。
儒法互补，内圣外王，这就意味着企业的领导都必须树立辨证意识，中庸处事、外柔内刚。儒家强调教育显然更适合平常状态下的管理；法家强调政府的作用，显然更适合紧急状态下的管理。但在儒法之间，儒家永远是指导思想，它可以有鉴别、有改造地利用法家。儒家承认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承认政府存在的必然性，但认为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走向极端，主张对政府权力加以制约。而这两点又恰恰是法家学说的弱点，法家的一大优点是把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揭示得淋漓尽致，特别适合于紧急状态下的管理。因此，应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有节制地对法家思想加以利用。
儒家思想重教育，主张中庸之道，显得比较柔和，易缓和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官和民之间的矛盾，更容易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儒墨道法与企业管理
儒家的文化建设高屋建瓴，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既强调适应时代的变化，又强调深深扎根在民族的土地上，对企业理念的确立和企业文化的建设很有帮助。孔夫子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惠而不费”，即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而组织又没有什么花费，这就是管理的效益最大化，即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取得尽可能多的成果，这是一个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经济原则。现在企业普遍使用的承包制、计件工资、事业部制不都是这一思想的运用吗？在如何提升领导者的素质方面，孔夫子主张领导者首先要有一颗爱心，即“仁者爱人”，要“泛爱众”，“选贤与能”，领导者应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要取信于民，不要见“义”忘“利”。
法家的制度建设，偏重于人和人之间利益的对立性，主张人性自为，坚持君臣异利，从最坏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克服人性之弱点，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很有帮助。
道家的思想对处于弱势状态的企业或人很有帮助，有助于抚平受伤的心灵，对如何医治群体里的不得志分子，医治强者弱势状态下的不平衡心里很有帮助。
（三）无为而治与领导艺术
“无为”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曾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无为”的含义却一直被许多人误解，其实，“无为”在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动”，即不能勉强行动，强制而为，应顺其自然，委婉导之，因势成之。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如果能深刻领会老子所说：“为无为，则无不治”，真正按照“无为”的原则去做事，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能做到事半功倍，指挥有方。
实施“无为”的领导艺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不能事必躬亲，不能领导越位，不能妄加干预。具体来说，就是管理者不能事无巨细陷入事务主义，要出主意，选能人，订机制，各方明确职责，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要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不能包揽其它领导及下属分内的事情，重点抓好决策、执行、检查三个环节，主要处理自己层面应抓的突发事件、非常规事件；再就是要减少管理，不妄加干预。要适度授权，合理分干，充分信任他人，把主要注意力多放在结果上而不是方法上，给下属一个空间，使下属能够职、责、权、利相统一，从而心情愉快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要做到真正的“无为而治”，则需要领导者具有一定的认识修养和气度。首先，要学会“懒惰”一点，决不能日理万机，其次要相信下属，要信任部下优于自己，多给其搭建“平台”，多给其表演机会，增强其责任感，培养其早日超起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再次，要减弱权利欲望，既“精明”又“高明”，含得将一些利益性的权利授于他人，自己才能抽身谋大计，嬴得人心，多出成果；最后，还要完善制度，适时预测分析，完成规划、机制，形成一套分工明责、监督有序、考核公平的管理制度，使企业的工作一切正常运转，自己方能“无为”。只有此时，领导者才真正能体察到“无事一身轻、潇洒走一回”的感觉，收到“无为而治”的效果。
